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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2021年5期

《云浮的云》摔下并腾起我

丁成亮 2021-05-28大学生2021年5期
就完成度和成熟度而言,我的毕业联合作业(简称:毕联作业)中的一部短片《云浮的云》,是我最满意的影片,可以大方地说,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品。陈媚宇,女,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,本科期

就完成度和成熟度而言,我的毕业联合作业(简称:毕联作业)中的一部短片《云浮的云》,是我最满意的影片,可以大方地说,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品。

陈媚宇,女,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,本科期间创作10多个剧本,导演4部影片,其中大一时的《卖梦》获北京电影学院金字奖最佳短片剧本提名奖;大二时的《月亮公路》获金字奖最佳短片剧本提名奖,短片《无人献花》入围金字奖最佳短片单元;大三时的长片剧本《云浮的云》,获金字奖女性单元最佳长片剧本奖。

这个故事取材自我的同名长片剧本《云浮的云》,节选小主角徐思河,在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里成长经历,以此为主线改编而成,核心表达徐思河如何“承受生活压力”,通过她的苦难经历,还透视出广东云浮这个县城里各色人物的喜怒哀乐。在反复修改的剧本里,既有女性苦难和自由的命题,也有对母女关系之间的继承和抵抗的表达,还有城市化进程中精神断层的探索。

顶着雷子也要上

这是我第一次去掌控一个tvc级别的剧组(规模比较大的正规剧组)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30人的剧组在我学生时代的预想里是不可思议的。这次导演经历让我有了两个认识。

一是导演的项目管理能力非有不可,一点儿不亚于艺术创造力。导演是整个剧组的主心骨,很多时候需要把控全局,大到进度、整体效果,小到导演与剧组各部门的沟通效率。

我们全片的开头是一场葬礼,我选景时决定要在云浮大新中路拍。那条路是当地历史最悠久、人流量最密集的主路,拍起来会面临无数不可控的突发状况。我必须权衡,为了影像效果是否值得用这么大的制片难度去冒险。通告里说,大新中路是第一天拍,结果那场戏造成了交通拥堵,来回拍了20遍才过,组员和当地民众有冲突,打击了第一天开拍的士气。

度过了混乱的第一天,我开始意识到,只有导演心态稳住,遇事不慌乱,迅速做出判断,拿定主意,才能确保拍摄有条不紊地推进,也能给团队更多信心。大家都愿意跟靠谱的人做事。

二是导演不能轻易妥协。有时候导演会面临不被理解,甚至被孤立在团队的对立面。但只有导演必须为这个作品负责,也只有导演知道片子成型后是什么样。其他人只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给出建议和创作。如果导演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也不够坚定,作品就会成为一盘散沙,甚至是“四不像”。

制片组其实非常不赞成第一天的拍法,可我看到素材后认为值得,为了好的效果作出可控的冒险和牺牲,值得尝试。一部电影有好的底色和气质,就能使电影呼吸顺畅,观众才会相信,电影里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当时我没坚持,只完成了情节本身,那我肯定会后悔。我在艺术上是一个十分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导演,而我的不足,主要在于项目管理和技法层面。但我相信只要多拍,就可以增强这方面的经验。

在可控范围内去冒险

毕联作业让我体验了一次相对完整的影片制作流程。

无论是从拍摄规模、摄制程序,还是去体验创作中导演与主创们微妙的制衡关系,毕联作业都让我体验了一次相对完整的影片制作流程,往电影工业更近一步。

制片是剧组总管,要统筹各方资源和人力,克服种种拍摄困难,满足导演要求。制片难度和导演表达有时会有矛盾,如何平衡两者之间关系,是导演最重要的一课,搞不好直接影响影片的完成度。

我选的外景都很难拍。我在写剧本甚至勘景时,不大愿意考虑制片难度。很可能是因为片子拍得太少而过于乐观,形成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心态:总有办法,没有好办法,也有野办法。如果是一个专业而工业化制作的电影剧组,按照常规拍法,这些场景确实不好拍。但我认为我们拍的是学生作业,可以很灵活,随时调整摄影机位置,声东击西偷拍、速战速决抓拍,甚至可以来硬的:在闹市中抓住机会架起摄影机就上,能拍多少拍多少,实在拍不了再说。

当我坚持要用这种方式时,就会和制片部门产生矛盾。思前想后,我觉得在有限的条件里,我更多追求的是实景带来的质感,便决定在两者间做平衡。因为青影厂要求,要严格地按照正规电影摄制组的流程去筹备,每一步都有明确的时间节点,并形成文件规范,就是筹备时,也按照摄制计划走。这种管理让我在可控范围内,尽量高效完成,争取出空间和时间去冒险,并在冒险中得到惊喜。

片场严酷场下道歉

毕联作业也让我明白了演员在剧组里和导演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,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赋予角色灵魂,而导演需要告诉他们怎么做。《云浮的云》是一部压抑又激烈的影片,读完剧本都觉得太过真实和沉重。我在拍摄前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,只知道这部影片会很考验女主角的演技,但没想到,诠释这样悲苦又激烈的角色,演员的身心状态,会比演技更考验剧组每一个人。我问过自己很多遍,为什么要对演员如此苛刻?是否能用更温和的方式?女主角曾失望地对我说,我也是导演,也是女性,为什么一个团队的野心,好像建立在演员的痛苦之上。

因为我自己对他们表演状态的敏感,以及预算导致的整体节奏非常紧张,我无法用更缓和的方式来解决。哭戏是激烈的情绪戏,我们本来可以给充分的时间,让演员进入状态,或者是不断调整可拍很多遍。但我们没这个条件,而且用缓和的办法,引导出的表演状态,还不如应激反应下的真实。很多时候,剧组的小伙伴不支持我,他们觉得这样做很残忍、冷酷。

我能看出演员在不在状态,也能看出表演的厚与薄,但讲戏和调整演员是我的弱项,特别是对那些表演状态很微妙的差,我就无法给出非常具体的调整指令。能者多劳,剧组里也懂表演的制片主任,替我做了很多活血化瘀工作。而我们导演组的几位只能面面相觑。这种情况发生几次后,演员就会烦躁,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导演要什么。

我也会为我不懂如何照顾演员而羞愧。他们投入了这么多的感情去演戏,却没有事后得到足够的关心和安慰。

在拍完摔录音机一场戏时,一位女主角被男演员摔在货架上,身上多处淤青破损。很多人都跑去关心小演员,把她一个人落在一边,任她坐在原地掉眼泪,就好像这是演员应受的。

后来我很感动,这位女演员坦诚说出心里话,并给我提出意见和建议,给了我机会去请求她的原谅,没有在心里记恨、埋怨我的不成熟和不体贴。她的这番倾诉,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很有价值。我本身是个比较淡漠的人,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关心。但演员和导演之间特殊的关系,让这些关怀和联结必不可少。

我爸成了编外剧务

拍摄毕联作业,也讓我的父母理解了我对电影的热爱。

这次拍摄地云浮,是在我的老家。我父亲从广州专程跑去帮忙。粤语“老豆”是爸爸的意思,剧组都跟着我喊“老豆”。忽然出来这么多孩子,把我爸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以前一直不理解以艺术为事业是什么样的人生,但全程陪我们拍完这个短片后,看到我们会为一个镜头茶饭不思,为一场日落争分夺秒,为一个创意争论不休,为一场表演针锋相对时,感受到了一群年轻人为艺术死磕的纯粹。

后来,他也成了剧组编外剧务:每天往返片场和家里给小演员送饭,给主创从宾馆收脏衣服拿回家洗,给美术组在当地闯的祸兜底,给我做场务拦人拦车我爸肯定也有很多高光时刻,但当邻里街坊都说你女儿这么小就做导演啦,他一个快60的男人会低头腼腆一笑。

责任编辑:王新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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